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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章（第1页）

“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，而弃先王之道，违天下人之心，将以致治，不亦难乎？”

“　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，天子出其议，以示执政，而介甫遽悼悼然不乐，引疾卧家。”

之前有人说青苗钱不好，你竟然不高兴直接称病在家了。

“光被旨为批答，见士民方不安如此，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，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，故直叙其事，以义责介甫，意欲介甫早出视事，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，以福天下。”

你不来上班，皇帝就把活派给我了，你还是好好做事，造福天下吧。

“光近蒙圣恩过听，欲使之副贰枢府。光窃惟居高位者，不可以无功，受大恩者，不可以不极，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，进当今之急务，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、广惠仓使者。主上以介甫为心，未肯俯从。”

我之前想让皇帝把制置三司条例司撤了，皇帝还不愿意，皇帝还是更向你你的。

“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，中外群臣无能及者，动静取舍，唯介甫之为信，介甫曰可罢，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；曰不可罢，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。”

“方今生民之忧乐、国家之安危，唯系介甫之一言，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？夫人谁无过，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，何损于明？”

“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，请罢条例司，追还常平使者，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，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，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！”

“光今所言，正逆介甫之意，明知其不合也，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，大归则同，介甫方欲得位，以行其道，泽天下之民；光方欲辞位，以行其志，救天下之民，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。”

“故敢一陈其志，以自达于介甫，以终益友之义，其舍之取之，则在介甫矣。”

司马十二把写好的信交给妻子，白天再由妻子交由来家里玩的臱儿带回去。

臱儿带回去给父亲，父亲看了当晚就又回了封信让臱儿第二天去玩的时候带过去。

王安石在回信中写到，

“某启：昨日蒙教，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，而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。虽欲强聒，终必不蒙见察，故略上报，不复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实视遇厚，于反覆不宜卤莽，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实或见恕也。”

虽然想要勉强劝说几句，但估计也必定也不被你所谅解，所以只简单地给你回信，不再逐一替自己辩护。

“盖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，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”

如今你说我的不是，是因为新法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，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。

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，用来兴办好事，革除弊端，这不是惹是生非；替国家理财政，这不是搜刮钱财；驳斥错误言论，责难奸佞小人，这不是拒听意见。

“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”

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诽谤，我本来也预料到会是这样的。

“人习于茍且非一日。”

人们习惯于茍且偷安、得过且过早已不是一天的事了。

“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，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”

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、附和世俗的见解，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，（因而）陛下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，那么我不在乎会有多少人反对，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，（这样一来）那么那些人反对的人怎么会不对我大吵大闹呢？

“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”

如果君实责备我是因为我身居高位，而没能帮助陛下干一番大事业，使老百姓得到好处，那么我是有罪的；如果你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，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，那我可不敢领教了。

“无由会晤，不任区区向往之至！”

臱儿觉得自己夹在这两个老头子之间送信真是莫名其妙。

司马光认为，

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，则在官!”

财物的总量是一定的，国家有钱了，自然就是剥削了民众，只不过这里的民众是封建地主和富农而已。

司马光看来，财富是一场零和博弈，国家与百姓是对立关系，因此主张节用。注3

王安石则认为财富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，关键在于理财是否妥当，国家和百姓也并非全然对立，而是互利共生，因此提倡开源。

王安石所做的就是一种雏形般的宏观调控，多征收富人的钱财来补充政府财政支出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，以工代赈的方式救济灾民。

但难就难在司马光代表的正是士大夫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利益，不只是司马光，大多数朝臣也都是如此。

所以王安石也清楚，呈口舌之辩怕是也辩不明白的，人家损失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，新法一出王安石便与自己的亲眷好友都不再是同路之人。

王安石十几年前在舒州任通判时就曾做过一篇《游褒禅山记》。